在Cooper Hewitt的Goodall Fabrics文章中，Dorothy Liebes的手织样品有两种作用：有时是可以直接转译到动力织机上的模型，有时只是提示，促使合作者继续探索织机能够形成的织物。模型与提示的差别，关系到样品是否已规定后续织物的具体样貌。馆方没有将她提供的每块样品都描述成等待复制的成品。[1]

Goodall原有自己的材料和产品背景。公司在十九世纪专做马海毛马车毯和铁路车厢使用的装饰织物，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又把马海毛与棉混合用于较轻的男装衣料。Liebes加入时，面对的不是一张没有既有产品的白纸，而是一家已经在不同用途间探索马海毛混纺的织物企业。[1]

一九四〇年，Goodall聘她担任造型与色彩设计角色。她此前已在旧金山经营手织工作室约十年，馆文将她的工作具体分为花纹、质感与颜色建议，以及提供手织样品。既有企业的混纺织物和工作室的样品因而在同一次合作中相接；她的角色既涉及外观语言，也包括把一种实物样品带给工业合作方。[1]

馆文还写到，企业领导允许她直接与工厂技术人员合作。被引述的公司负责人Elmer Ward，将自由提出设想的Liebes与负责让设想可实现的技术人员区分开。这是一段关于历史协作角色的描述：设计设想由谁提出，与后续怎样在企业中承接，并没有被压成设计师单独完成所有工作的故事。[1]

到一九四七年，她的名字和形象已经常出现在销售及培训脚本、广告和推广陈列中。织物也进入室内设计者的项目，William Pahlmann曾把Goodall织物用于Lord & Taylor的样板房。这里出现了样品之外的另一种呈现：设计师的身份通过文字与图像进入企业资料，实际织物则进入具名的房间布置。[1]

United Wallpaper的合作走向另一种载体。馆方说，二战结束后，Liebes把合作扩展到纺织生产之外，名为Liebes Weaves的纸品至一九四七年已在商业上供应。图案来自她有明显质感、常带金属色的织物：有些像环状流苏，有些重现较含蓄的斜纹，并在局部施用金属墨。织物中由纱线组织形成的外观，在纸面上成为图案和墨色的安排。[2]

一九四六年，记者Mary Roche在这批纸品的媒体预览后，把效果描述为制造纹理幻象的立体感。她谈的是对Liebes织物的再现，不能据“weaves”这个名字把纸品理解为另一块真实织造的布。Goodall样品可以进入实际织物的形成，Liebes Weaves则把织物的视觉线索带入另一个材料表面；两篇馆文在此给出了具体不同的转译去向。[1][2]

相关报刊还曾将Liebes为Raymond Loewy曼哈顿公寓制作的手织百叶，与新纸品并列介绍。因而，同一位设计者的作品既可作为实际室内织物出现，也可成为其他产品被说明时的参照。以上依据馆方文字，不从网页图注补做图片观察，也不据历史宣传判断今天的性能、售价或销售结果。[2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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